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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种保护让育种有了持续创新的动力

时间:2018-10-25 点击数:53

一粒玉米种子,从播种到收获,需要3~5个月;一个玉米新品种,从开始选育到审定应用,正常需要10年时间。十年光阴,十年心血,才换来秋后丰收的粒粒种子。

“植物新品种保护是对育种人多年智慧和汗水辛勤劳动成果的确认与保护,是知识产权的一种重要体现方式,相当于发明专利。”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主任赵久然为记者解释品种保护的意义。玉米新品种选育是一个漫长、复杂的过程,需要科研人员将不同优点的玉米进行杂交,鉴定出适合生产需要的好组合,进而培育出高产稳产、多抗广适、品质优良的新品种。选育过程犹如在黑暗中探索,这个过程动辄数年甚至数十年。

“在实践中不断认识到品种权的重要性,通过开发甚至共享品种权,我们取得了最大化的社会效益和良好的经济效益。可以说,植物新品种保护让我们育种人员有了持续创新的动力和能力。”赵久然总结道。 

 

 

事业初创

 

 

从一穷二白到自我造血

“迄今为止,我们中心选育审定了100多个玉米品种,目前正在生产中大面积推广的就有40多个。”赵久然介绍,这在玉米育种科研机构里算是高产的。20多年前,谁也没想到这个新成立的机构能够有此成绩。

1992年底在基层蹲点搞科研的赵久然,回到北京农林科学院,经过深入思考农民需求后,他将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定位在优良品种选育、优质种子鉴定和高产高效配套技术方面。1997年,北京农林科学院根据玉米的科研发展和产业需求,决定成立玉米研究中心。玉米中心创办之初,7间临时办公室、8万元启动资金、4亩试验田、7名职工,便是全部家当,可谓一穷二白,但赵久然挑起了玉米中心的担子。

创业艰难百战多。玉米中心初创,赵久然便提出,要靠自身科技成果转化实现自我造血,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相结合的道路。经过科研人员的艰苦工作,赵久然团队最早成功选育出的两个品种是“京科2号”“京早13号”。“这是我们培育的第一批新品种,这意味着我们开始有了自我造血功能。”赵久然说。

“培育出京科2号时,我们中心名气不大,种企对我们不了解,也不信任。这个品种仅以10万元转让给了襄樊正大农业开发公司。这个转让价格在当时虽然不高,但却让我们团队看到了希望,认识到科研成果在产生良好社会效益的同时,也能够产生一定的成果转化收益。

“选育出一个新品种,就像孕育出自己的孩子一般,我们总想着让这个‘孩子’有一个好的发展前途。开发或者推广品种,首先考虑的是品种推广的社会效益,其次才是经济效益。所以当时很快也就接受了这个价格。”赵久然告诉记者。

 

 

疏于保护

品种转让推广险受阻

真正意识到品种保护的重要性,则来自于京科糯2000这一品种的教训。

“我们国家在1997年颁布施行《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1999年才加入世界植物新品种保护联盟(UPOV)。在品种权保护方面,我们是相对滞后一些的。”赵久然告诉记者,这体现在科研院所等育种单位身上,就是重审定轻保护。“品种审定和品种保护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经过国家农业主管部门的品种审定,只是决定这个品种适不适合推广。而只有申请并获得品种保护了,育种机构才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这样的知识产权。”赵久然为记者分析了概念差异。

京科糯2000从1996年开始选育,2000年配成组合,2006年通过国家审定。一开始,玉米研究中心迫不及待想把这个新品种推向市场及早应用,没有及时申请新品种保护。等到与合作企业签订协议,大规模产业化生产后,发现再申请“京科糯2000”这个杂交种的品种权已经失去了新颖性(申请植物新品种保护前不能有销售推广行为),不能够再申请获得植物新品种权了。好在在专业部门的指导和建议下,研究中心将京科糯2000的父本、母本这两个亲本及时进行了品种保护,均获得了植物新品种权。及时亡羊补牢,最终使得京科糯2000成为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玉米研究中心跟北京农科玉公司签订合作协议,以高达1000万元的价格转让给了他们。“这个价格当年创下了国内单个农作物品种转让费最高的纪录,这在鲜食玉米品种里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赵久然说。

“这件事给了我们一个深刻的教训,必须得重视品种保护,给好品种穿上‘金钟罩铁布衫’,为品种大规模产业开发和大面积推广保驾护航。不然,人家真的侵权了,你也没有任何法律保护。”赵久然对这个教训印象深刻。“到了选育出京科968玉米品种时,我们就有经验了,立马申请新品种保护,对京科968杂交种、他的两个亲本以及有价值派生系和近似品种也都申请了保护。”

京科糯2000以1000万元价格转让不是偶然的,这得益于品种本身过硬的品质。“玉米分为籽粒玉米、鲜食玉米、青贮玉米三大类,因为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对鲜食玉米的需求逐渐旺盛和多样化。京科糯2000是高产优质广适型糯玉米品种,既可以鲜食,也可以收获籽粒。它外形美观,口感绵香,营养丰富,有着良好的市场表现。”现在不但是我国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并且也已经成为越南等一带一路国家的主导品种,仅在越南每年就达到100多万亩的种植面积了。

通过品种保护,玉米研究中心获得了丰厚的知识产权转让收益,同时也探索出了一条“科企合作”的商业化育种道路。2008年,玉米研究中心与北京农科玉育种开发公司签订“京科糯2000玉米品种开发技术转让协议”的同时,还签订了长期的科技合作协议。农科玉公司除了一次性向玉米中心提供1000万元品种开发使用费,同时提供长期后续研发经费每年200万元。这一协议,保证了玉米研究中心鲜食玉米育种经费、人才队伍提升和源源不断推出更新更好的品种,为中心保持鲜食玉米研发国内领先地位提供了有力的支撑。农科玉公司借此一跃成为国内第一的鲜食玉米种业公司。京科糯2000也成为国内糯玉米第一大主推品种,占我国糯玉米总面积的半壁江山。从审定到现在十多年,它一直是我国种植面积最大的鲜食玉米品种,每年栽培面积达几百万亩,其产品也叩开了日韩及欧洲等国家的大门。

 

科企合作

 

探索联合育种新模式

“企业有创新和推广的动力,科研机构有人才优势,科企合作共同育种,实行育繁推一体化,才能使育种的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通过京科糯2000的合作,赵久然对此深有感触。

这一合作模式在京科968玉米品种产业化开发上被赵久然发挥到了极致。2011年,京科968通过国家审定,在国家东北、华北区域试验和生产试验中均列第一位。当时国审品种数量少,但含金量高。“靠一家公司很难把一个新品种推广成遍布全国的主导大品种,而我总是希望把精心培育的品种面积做到尽可能大。”为此,赵久然跟多家种子企业挨个儿打电话,介绍京科968的优良特性,希望他们联合开发。“对于企业,购买新品种开发使用权是一项风险投资。如果新品种不好推广,种子公司就赔大了。为此,种子企业一般也是看准了才投。”赵久然解释。“中种集团跟我们签订转让协议之前,专门召开董事会讨论,讨论结果是让我们签订附加的保证协议,除了要保证京科968的优良性状以外,还要保证每亩制种产量能达到800斤以上。”出于对京科968品种易制种、广适性这一特点的自信,赵久然以专家个人名义签字保证,才打消了中种集团的疑虑。

一家一家签署,最后玉米中心同中种集团、北京德农、登海种业、北京屯玉、河南现代、顺鑫农科等6家骨干种业公司签订了授权技术转让协议,每家一次性支付400万品种权使用费。一次性品种权转让费2400万,再一次刷新了业界单一品种转让费的纪录。“很多业内同行都说没想到转让费能达到这么高,原本预期只有五六百万。”赵久然认为联合多家公司共同开发推广达到了多方利益的最大化。他在2011年11月底的博客中写道:“目前已经完成该品种技术转让合同的签约,下一步我们将全程提供技术服务和持续技术支持,将京科968推广为全国面积最大品种之一,至少每年1000万亩以上。”

2012年初,在北京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玉米中心联合这几家企业成立了“京科玉米品种研发联合体”,共同开发京科968。“转让一个品种,跟卖一件衣服大不一样,企业不能直接买走穿上,还有很多后续技术开发等问题。成立开发联合体,企业向我们支付品种权使用费,作为技术核心单位,我们则提供全程的后续技术支撑,每年向他们提供高纯度的原原种,提供配套技术和试验推广建议等。这样容易形成合力,发挥集群效应,实现社会效益最优。”赵久然说。数据证明了这一点,2016年,该品种年种植面积就已经超过了2000万亩。京科968成为目前我国玉米面积位列前三的主推大品种之一。

在内蒙古通辽市,京科968绝对是个热门词汇,播种面积达到1000多万亩。“当地农民反映,用了京科968,亩增产300斤。”赵久然认为,联合育种和产业开发,能够造福更多的农民。

“除了联合育种,我们还根据企业的需求,进行订单选育。目前,我们跟十多家企业签订了订单选育协议,为他们提供育种材料和选配的优良组合,企业试验通过多点鉴定筛选出优良组合,申请参加国家试验审定,这种模式大大加快了玉米新品种的选育和提高了产业化的效率。通过这种模式,我们跟合肥丰乐合作,选育出了国审品种丰乐303;跟德农种业合作,选育出了德单1266等。企业每年给我们几百万科研经费,我们可以获得稳定持续的研发经费。”赵久然告诉记者。

 

 

 

斗智斗勇

品种维权艰难多

就像硬币的两面,有品种保护,就会有品种侵权。与之伴随的就是维权打假。

因为京科968销路较好,市场上侵权者甚多。有的公司套取京科968种子,换上其他名称的品种包装,高价贩卖;有的未经授权许可非法生产京科968种子……早在成立京科968的研发联合体之初,联合体就安排专人进行市场维权和打假。

喻少帆原本在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中心从事品种示范推广工作,从2015年起开始专门负责京科968的维权打假。“我每年有3、4个月都是在外地。春天开始播种的时候,要去各地种子市场上进行摸底调查;4月底到6月,要去各大制种基地巡查。”喻少帆所说的制种基地主要是新疆天山北麓和甘肃河西走廊一带。那里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提高制种产量。

一旦发现其他公司或者个人进行京科968的制种,喻少帆就举报给公安局、法院、种子管理部门、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等相关部门。“不过,发现是一回事儿,能否坐实是另一回事儿。像这样非法制种的案例非常多,但取证特别难。我们每年发现的有上百条线索,但3年多来坐实的也就十几起。”喻少帆对此表示无奈。

“即使坐实了,相关惩罚力度也比较轻。2016年7月,我们在甘肃张掖一个村里发现有人大量繁制‘京科968’杂交种子,制种面积200多亩。我们以严重侵害植物新品种权为由上诉到法院,法院于2017年6月判决,判得比较轻,只罚了10万元,外加赔付调查诉讼费用5万元,一共15万元。”喻少帆介绍,这种案件一般被认定为民事案件,罚款依据是非法收入的1~5倍。“并且,非法制种公司也不愿受到惩罚,会想尽各种方法逃避法律惩罚。例如把责任转嫁到个体员工身上,让公司非法生产行为变成个体员工瞒着公司非法生产。这样,就可以逃避并减轻惩罚。”喻少帆调侃这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自己每天的工作都是跟这些侵权公司斗智斗勇。

“目前,行业执法和惩罚力度偏弱,我们的维权更多地是起威慑作用。行业维权环境的改善有赖于更加规范合理的制度和政策。张掖目前非法生产的案例大大减少了,就是因为规定所有的制种基地都要登记在册,每个制种基地提前申报自己所用品种。”喻少帆告诉记者。他希望这种规范管理的制度能够尽快从制种核心区推开。惟其如此,育种市场上才不会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

 

 

 来源:农村工作通讯-中国农村网